内容简介

      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发生了大量的西方政治经济学译入活动，这些翻译活动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中国现代性的形成奠定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基础。目前翻译界对这一时期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且很多研究仅止于严复，研究的成果中以专著形式出现的更少。而且，晚清时期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影响翻译发生、发展和文本最终形态的因素很多，很多翻译现象的发生、发展用语言学和文化学等视角很难描述和解释清楚，这是本研究选取研究对象和采纳社会翻译学视角的主要原因。

      该研究对象为1880年京师同文馆翻译出版的《富国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译著。《富国策》底本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经济学教授Henry Fawcett所著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译者为京师同文馆学生汪凤藻和美国传教士、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目前学术界对《富国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思想史和翻译史的宏观层面，且在翻译模式、翻译赞助、译本影响等方面的观点有分歧，在翻译文本研究上仍是空白。 本研究以社会翻译学为主要研究视角，辅以语料库、史学考证等方法，主要解决五个问题：《富国策》翻译场域的特点；《富国策》文本变形和译介的经济学内容的特征；翻译模式和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促使译者选择这些翻译策略的原因；《富国策》主要经济学术语翻译特点等。研究结果在以上几个方面皆有一些重要的发现。

      首先，《富国策》的翻译场域中，赞助层次复杂，官方、机构和个人交叉，发起人兼做翻译策略制定者和译者，翻译形式是师生合译，两位译者皆谙熟并推崇晚清文章学规范，在译本章节安排和其承载的经济学内容上都有大量改写。宏观经济学内容翻译较为简略，微观经济学内容翻译较为详细；策略上，译文采用文言体，结合儒家思想概念体系，遵循晚清文章学规范，主要翻译策略为合儒、格义、连类、深度翻译、异体并置、会通和换例等，总的翻译策略目标是“理明词达”；促使译者选择这些策略的翻译规范主要有“经世致用”“赞助人意图”“预设读者期待”“文章学衡文标准”“文本性”“专业规范”等，这些翻译规范之间有矛盾和冲突，受译者惯习的调节，并最终为《富国策》的文本所表征。在译者惯习的策略选择机制中，最重要的是民族文化意志中洋务派的 “一体多用” 的意识形态。译者惯习内化的 “一体多用”观是调解时局和诗学规范之间的矛盾、进行翻译策略选择的根本动因。

      其次，研究提出《富国策》的衍生文本《重译富国策》是晚清思想家陈炽的剽窃本、“资本”等10多个经济学术语的“日源说”不成立、译本有美化殖民统治和基督教传教行为等观点。这些新发现纠正了史学界和翻译学界的认识偏误，厘清了《富国策》翻译中的赞助结构、译者、翻译模式、文本变形、变形策略及背后的复杂因素，建立了该时期同类翻译现象“社会-译者-文本-社会”系统描述和阐释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改写了晚清“西学东渐”中西方政治经济学翻译史研究，为相似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研究模式，并在策略和模式上启迪当下向世界“翻译中国”的译出活动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最后，研究认为，借用了社会学理论和原理进行翻译学问题的描述、分析和总结的研究皆属于社会翻译学研究，社会翻译学研究是翻译学研究的分支学科，专注于翻译的社会性和社会的翻译性两大问题的探索。本研究对部分社会学基本概念作翻译学意义上的阐释，并与翻译学原理相结合，提升了社会翻学基本理论的解释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翻译学基本理论建设。

作者介绍

      刘晓峰，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翻译研究中心负责人，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翻译教学、翻译史、社会翻译学和英语语言文学等；在《中国翻译》《外语教学》《上海翻译》《安徽大学学报》《学术交流》《语言与翻译》《中国科技翻译》《宁波大学学报》《外国语文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省部级项目两项、参与省部级和国家重大项目多项；出版译著2部；专著1部；社会兼职：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社会翻译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副秘书长；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中医药翻译与国际传播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翻译协会跨文化交流研究委员会理事；《翻译界》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