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民族典籍中蕴含丰富的地方性知识，经由翻译向世界性知识转化时出现的问题值得关注。文章基于知识翻译学“真、善、美”逻辑法则中的“真”和“善”探讨了卡尔·莱希尔德译的《玛纳斯》史诗中地方性知识的转化问题，发现存在知识的同质化、削减、缺位和讹误等现象，导致再生产的知识“因善失真”或“失真失善”。文章认为民族典籍翻译中地方性知识的“传真”是第一要务，可以根据不同译本类型和读者对象采取不同策略来尽可能保留地方性知识的“真”: 学术译本可采用深度翻译，非学术译本可添加图像副文本和数字副文本，最大程度还原地方性知识生产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语境，以丰富世界知识库并促进不同文化交流互鉴。
关键词：知识翻译学；民族典籍；《玛纳斯》；地方性知识
原文内容
1.引言
“人并不是直接地生活在物理世界中，而是生活在知识世界里”(杨枫，2023)，知识的传播与翻译密不可分。自知识翻译学提出以来，学者们从学理层面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理论探讨的日渐深入需要翻译实践案例的回应，知识翻译学的应用研究不可缺席。杨枫(2021)指出，翻译的逻辑法则是“以真求知、以善立义、以美行文”，“真”排在首位，突出了“真知”在跨语言跨文化转化中的重要性。岳峰、陈泽予(2022)对该法则进一步阐释，指出“真”为译出真义，即知识本身，语义的本原部分; “善”为顾及受众，助力沟通，帮助读者看到知识的本原; “美”为译文表达满足目的语当下的审美标准。我国少数民族典籍中蕴含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是典型的“具有文化特质的地域性的知识”(叶舒宪，2001)，其在翻译转化成世界性知识过程中会出现怎样的问题？本文在知识翻译学视域下，分析中亚史诗研究领域著名学者卡尔·莱希尔(Karl Reichl)的《玛纳斯》史诗德译本，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 民族典籍翻译中的知识转化可能出现哪些问题？(2)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更好地促进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世界性知识？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知识翻译学中“地方性知识世界性转化”这一重要命题。
2.地方性知识的翻译转化问题
孟祥春(2022) 在构建知识翻译学概念时提出“知识逸脱”(knowledge deviance) 这一概念，用以概括翻译的知识脱离其本来面貌的现象。但是，该概念还不能完全涵盖翻译中存在的知识转化问题。就《玛纳斯》德译本而言，地方性知识的转化至少出现了四种问题: 知识的同质化、知识的削减、知识的缺位、知识的讹误。就上述逻辑法则的真、善而言❶，译者要么为善失真，要么失真失善。（❶ 按照岳峰、陈泽予(2022)的阐释，“美”更多关乎形式，本文不予讨论。）
2.1 知识的同质化
知识的同质化指地方性知识被翻译转化后，其地方特色消失，趋同于译入语中现有的知识。《玛纳斯》史诗是柯尔克孜民族的“百科全书”，包含大量独特的民俗文化知识，涉及娱乐、饮食、比赛、服饰、乐器、动植物、占卜等。在翻译这些知识时，正如译者本人Reichl(2016)所言，要么不译，进行注释; 要么意译或使用意义相近的词语进行替换。实际上，译者多采取第二种策略，从而造成知识的同质化。换言之，读者没有获得有关柯尔克孜文化的“真知”，而是“改头换面”的本地化知识。例如，史诗中提到三个卡勒玛克(史诗中柯尔克孜人的敌人)巫师穿的秦格什汗王赠送的羊皮大衣(Тон)被同质化为德国军服或制服(Ehrenkleid)。Tон是柯尔克孜男性的传统服饰，一般由羊皮缝制而成，类似大衣，但领口更大，衣襟和下摆处常有华丽刺绣。德语的Ehrenkleid 一般指军队的制服或正式场合穿的制服，其形制与西服相似。显然，Tон具有的民族服饰特点(如材质、外观和刺绣等)内涵无法通过Ehrenkleid体现出来。德语读者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位游牧民族男性穿着德式制服的画面，着实令人奇怪。
史诗中提到，有些马匹从不离圈，但只要少年英雄们一跨上，它们就会马上飞奔出圈。译者将柯尔克孜语Короо(畜栏)译成德语Hof(庭院) ，该词蕴含的地方性知识消失殆尽。柯尔克孜民族通常会在毡房附近将牲畜圈养起来，其中又以绵羊居多，因此Короо又引申出“一群牲畜”或“一群绵羊”之意。德语的Hof有三种含义: “庭院”“宫廷”和“农庄”，无论哪种用法都与Короо相去甚远。Короо是游牧生活的产物，是进行畜牧业生产的场所，而大部分Hof的功能为娱乐和审美，在农村则用于家庭农牧业生产。
知识同质化现象多与近义替代(即译者采取的归化策略)有关，因为“译文流畅性和可读性以及最大程度表现史诗的节奏感是他追求的翻译目标”(陈卫国、陈璐，2023)。在目的语中缺乏相似的概念时，译者通常采取改造模式，从语言形式上改变原文中蕴含的知识和意义，以适应目的语文化语境的知识诉求(张生祥，2022)。知识的同质化消解了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转化后的“真”，违背了知识翻译学“以真求知”的原则，世界知识库并没有因翻译而得以丰富，更谈不上多样性。可以说，译者为求理解之“善”而失地方性知识之“真”。
2.2 知识的削减
知识的削减指翻译过来的知识内涵相较原来的地方性知识内涵有所损失或减少。知识通常以概念、判断、推理、假说、预见等思维形式和范畴体系表现自身的存在(金炳华，2002)，概念的内涵是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属性(金岳霖，1979) 。一个概念可以有多个内涵。假设原有的地方性知识具有三种内涵，如果翻译的知识内涵只有两种，那么其内涵量就缩减，产生知识的削减。《玛纳斯》德译本中知识的削减主要表现为简略的注释，即注释中提供的知识不够全面和充分。
《玛纳斯》中有些文化负载词汇难以用近义替代，译者便采取直译加注释的方法，但提供的注释只能呈现地方性知识的部分内涵。“叼羊”(Улак Тартыш)是柯尔克孜民族的一种传统比赛，源于古代草原民族练兵备战的操演，和平时期则成为祭典、乔迁、丰庆等重要仪式的经典节目，具有观赏性。参赛者大多身体健壮，骑术优秀，他们在马背上争夺一头去掉头和内脏的羔羊，不仅需要竞速和角斗，还需要摆脱对手的追击，获胜者成为草原上最受欢迎的人。译者将其简单注释为: 柯尔克孜语拼写为Ulaq Tartïsh，即拉小山羊，这是一种马上比赛，各方相互抢夺一只死山羊。这种简单注释忽略了叼羊的历史渊源和民俗意义，削减了这一地方性知识的内涵。再比如，史诗中的Албарсты是柯尔克孜民族传说中一种凶恶女妖，会让人在夜晚心跳变弱、呼吸急促和噩梦不断，让孕妇在生产过程中大出血，该女妖还广泛存在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神话中。译者将其注释为“女巫一样的恶灵”，没有体现出其恐怖形象，更遮蔽了不同民族神话间的知识谱系。 金隄在翻译《尤利西斯》时指出: “因为原著并没有注，译作加注平添了一种学术著作似的外形，并不符合原著的纯小说外貌。但如不加注……读者缺乏原作者认为读者理当知道的背景，势必在原著并无晦涩之意的地方也感到无法理解。”(詹姆斯·乔伊斯，2016)《玛纳斯》不仅规模宏大(23万余行)，而且具有很强的文化表征功能(梁真惠，2015)，其中蕴含的地方性知识正是理解史诗内容的基础和背景。然而，译者在知识性和可读性之间偏于后者，这与其非学术翻译定位相关。“直译的话，容易走向拗口的翻译，这样的译本更适合语言学读者而非文学读者。因此，我的目标是译本要读起来通顺流利，符合英语表达，同时尽可能具有一定的节奏感。”(居素普·玛玛依，2014)周领顺(2010) 指出，译者本身具有社会性的一面，兼顾着对社会需要的考虑，其行为显然受到读者对译文接受度的影响，免不了在求真和务实之间“徘徊”。然而，译者的这种翻译目标势必造成地方性知识阐释不足，也属于“为善失真”。
2.3 知识的缺位
知识的缺位指翻译的知识仅呈现出地方性知识的形式而非内容。事物的内容是指构成事物的一切要素的总和，形式是指把内容诸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或表现内容的方式❶。知识以语词、句子等语言表达为形式，以承载的信息为内容。内容是事物存在的基础❷，缺少内容的知识失去“真知”的基础。《玛纳斯》德译本中出现不少承载民俗、历史、地理等知识的词语，译者将其转写为德语保留在译文中，却未作任何注解，造成知识的缺位。（❶❷《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哲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史诗中的民俗知识预设在柯尔克孜人的头脑中，对译入语读者是不可见的。如果译者不将这些知识前景化，势必造成地方性知识的悬置。例如，英雄玛纳斯与其战马阿克库拉成为“同乳兄弟”(Эмчектеш)。柯尔克孜民族有乳汁崇拜的习俗，认为是生命之源，此外，他们还认为白色的东西代表圣洁与祝福。因而“同乳兄弟”有两层含义: 表层是二者喝相同的乳汁长大(玛纳斯喝马奶长大)，如同亲兄弟一样；深层是他们的关系有乳汁的祝福，是神圣的、牢不可破的。译者创造了Milchbruder一词，意思为“奶兄弟”，与Эмчектеш形式上对应，但该词并没有上述柯尔克孜民俗内涵。如果译者不作注解，乳汁崇拜这一民俗知识对读者来说是缺位的。
史诗虽然不能等同于真实历史，但包含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名称，背后必定会蕴含一定的历史知识。例如，史诗中柯尔克孜工匠要为英雄打造双刃的伊斯法罕宝剑(МиздYY Испан)。Испан是现今伊朗城市伊斯法罕(Isfahan)的柯尔克孜语拼法，在中世纪有着发达的手工业，以制造和销售优质武器闻名，古代柯尔克孜人很青睐该地出产的武器。译者将其直译为“伊斯法罕的双刃剑”，却没有对地名“伊斯法罕”作任何注释，其内含的历史知识缺位。《玛纳斯》是一部跨国界史诗，涉及众多地名。译者仅将这些地名转写成德语，缺少注释，其背后的地理知识出现缺位。史诗中有一行是“Бадакшан，Балык，Керметоо”(在巴达克尚、巴勒克和凯勒麦套之间) ，均是地名。其中，巴达克尚位于今天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交界之地，巴勒克是阿富汗北部古城巴尔赫(Балх)的柯尔克孜语拼法，凯勒麦套则指今天的昆仑山脉。这些地名反映出《玛纳斯》史诗涉及的广阔地域，仅音译地名是不够的，译者应当提供上述地名背后的知识。
杨枫(2022a)指出，知识生产具有与境性，任何知识本质上都是以人类的经验、实验和实践活动产生的地方性知识。在体认哲学看来，知识是认识的产物，“现实—认知—语言”的原则(王寅，2021) 说明知识来源于现实。译者的社会实践与现实体验的局限性必然影响其对史诗中民俗、历史、地理等知识的转化。这种情况下，地方性知识的真义无法再现，译入语读者更不知所云，翻译的知识是“失真失善”的。
2.4 知识的讹误
知识的讹误指翻译的知识出现了错误。德译本中的知识讹误主要体现为译文与原文的概念不对应。例如，史诗中提到一种柯尔克孜乐器Кыяк(柯亚克琴)，虽有三种不同的样子，但均为双弦的拉奏乐器，多以牛皮或马皮覆盖、马尾束弦，形状为倒梨形(万雪玉，2012)，体现了游牧文化特色。译者将其注释为Kniegeige(维奥尔琴)，该琴是一种15-18世纪风行于欧洲的拉奏乐器，以纯木制成，通常有6根弦，腰部有两个“C形”的凹陷，且背部上方在靠近琴颈处有急剧倾斜的断裂或倾斜的弯曲(张若愚，2021)。由于两种乐器都需要用膝盖夹住进行演奏，译者便“望文生义”，将Кыяк解释为Kniegeige(按照德语构词法意思为“膝盖提琴”)，翻译的知识与地方性知识在内涵上差异悬殊，显然是一种误译。又如，敌人的占卜师形容玛纳斯战马的腿像芨芨草(Чий)一样软弱无力。芨芨草是柯尔克孜地区的一种常见植物，丛生于草滩或砂土山等干燥环境中，茎叶细长，质地柔软，可以用来编织工艺品。译者因其外形特点和用途将其译为Schilf(芦苇) ，也是一种讹误。芦苇生长于江河湖泊岸边，与芨芨草的生长环境迥然不同，二者在生物学上也不是同一个属种。
知识的讹误多源自译者对地方性知识生产的现实环境不甚了解。知识翻译学的出发点是知识的理解、迁移和传播(杨枫，2022b)，理解是第一步，也是传递“真知”的关键一步。译者在柯尔克孜地区多为短暂停留，对当地风物民情的认知难免受限。地方性知识在转化过程中被错误重构，不仅失去其意义，而且误导了读者，同样是“失真失善”的。
3.地方性知识的翻译转化对策
“人被地理和物理环境定位所产生的领地意识和地方属性，决定了人的生存空间并非人的身外之物，而内化为我们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范围”(杨枫，2022a)。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知识的异质性正源于其地方性。针对地方性知识的转化问题，可采取深度翻译的方法，尽可能还原地方性知识产生的语境，理解真义产出真知，避免同质化、削减、缺位和讹误现象的发生。但是，深度翻译有其局限性，会极大增加文本厚度，更适用于学术译本。对于非学术译本或文学译本尤其是诗歌或史诗译本而言，添加图像副文本和数字副文本则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3.1 基于学术译本的深度翻译
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是非洲裔美国学者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添加各种注释、评论，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语言与文化语境中的一种翻译(Appiah，2000)，其核心为语境化(Cheung，2014)。知识翻译的核心是知识客体的再概念化与再语境化(李瑞林，2022)。这一概念是受到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Geertz)的“深度描写”启发催生出来的，“要求对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深入掌握，实则就是广泛了解他者文化中的每一个细节，进而在这些细节中寻找可能的关联，以发现一些有意义的文化现象”(梁真惠，2015)。除了前序、引言、说明、索引、评论、后记之外，文内注释也是深度翻译常用的手段之一。深度翻译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转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但并非没有缺陷。这种翻译能够最大程度上实现翻译知识的“真”，却不能达到“善”，因为大量添加副文本和增加注释必然会影响阅读体验，降低可读性，进而影响译本的接受度。是否存在一种集约手段，既能再现地方性知识，又不会大量挤占文本空间，达到“真善并存”？图像副文本和数字副文本无疑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3.2 基于非学术译本的图像副文本和数字副文本
“副文本”指文本周围所有的边缘性或补充性数据，包含一切有助于呈现文本的事物，是一个灵活的空间，不存在外部边界与准确内核(Genette，1988)。对翻译而言，副文本是“译本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无论译本以何种媒介呈现，副文本都伴随其间”(耿强，2016)。就知识翻译而言，如果正文本结构与翻译规范限制了知识的再现，译者可通过副文本的方式加以补足(张生祥，2022)。副文本形式多样，除了文字副文本外，还有图像副文本、数字副文本等形式。实际上，上述深度翻译的呈现形式就是文字副文本，如序言、后记、索引、注释、评论等。对于非学术译本而言，尤其是诗歌(包括史诗)译本，图像和数字副文本无疑是呈现地方性知识的有效手段。
3.2.1 图像副文本
这里讨论的图像副文本指译者植入译文中的插图，通过视觉图片将地方性知识呈现，不仅节约文本内部空间，而且更直观。图像的信息密度高于文字，实现“所见即所得”，能够在不改变或少改变文本结构的情况下，最大程度还原地方性知识的本真面貌。例如，玛纳斯出生时，家人把棉花球伸出了毡房天窗(ТYндYк)。这种天窗是一种十字交叉的镂空设计，有通风、采光和排烟的作用。译者采用了近义替代，将其翻译为Rauchloch(烟囱)，遮蔽了ТYндYк的形式特点和功能特质，导致这一地方性知识在转化中出现了同质化现象。译者可采用图像副文本，在文本旁侧空白处提供插图，还可配上简要说明以突出其象征意义。可以说，图像副文本对于具有诗歌形式的史诗更合适，因为诗行会留下大量的文内空间，见图1。
3.2.2 数字副文本
除了图像副文本这种内副文本形式，还可以采用“数字副文本”这种外副文本形式。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文本在指数级增长，包括数字化的图书、报刊、图片、音视频、电子地图等所有以数字形式保存的知识成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变成数字副文本。例如，译者在正文本中插入二维码或链接，读者通过扫描二维码或在浏览器中输入链接即可跳转到预先设置好的在线文本、图片、音视频等，从而获取与正文本相关的知识或信息。这些在线知识和信息便成为一种数字副文本，它们既不改变文本结构，又能让读者获得大容量信息，可用最少的文内空间提供尽可能多的知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数字副文本是一种以二维码或链接为形式，以数字资源为内容的外副文本。
这种数字副文本适用于文字量大的注释。例如，英雄玛纳斯的坐骑阿克库拉被视为一种天马(Тулпар)，译者将其注释为Geflügeltes Ross(带翅膀的坐骑)。希腊神话中也有一种带翅膀的马叫佩加索斯(Pegasus)。译者的注释让读者脑海中产生了Pegasus的形象，导致知识的同质化。可采用数字副文本对Pegasus和Тулпар进行阐释，让读者了解两者的区别: Тулпар是中亚神话中一种长翅膀的马，它产生于中亚民族的游猎生活，人们打猎时通常骑着马举着猎鹰，于是在想象中将这两种动物结合起来，便产生了Тулпар这种天马。此外，马是中亚游牧民族军事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天马对一支强大的军队来说是十分理想的。Pegasus是希腊神话中的飞马，为海神波塞冬和女妖美杜莎所生，有着明显的混合特征，其可能来源于东方，经常出现在克里特岛和小亚细亚的艺术品中，甚至公元三世纪的罗马硬币上都有其身影。传说中佩加索斯最终化为天空中的飞马座，但它的一片羽毛落在了土耳其城市塔尔苏斯附近，这座城市因此而得名。此外，佩加索斯还被比喻为诗人的坐骑，因为诗人驾驭诗歌正如同驾驭马匹一般，见图2。
音视频作为一种副文本形式，可直观呈现地方性知识。例如，“叼羊”这一民间比赛可以通过注释这种深度翻译方法说明其历史起源、民俗意义等，但无法再现其激烈的比赛场景。译者可将“叼羊”视频链接制作成二维码插入文本中，使读者目睹惊心动魄的叼羊比赛现场。电子地图可再现地名背后的地理知识和历史知识。读者与地图上的地名标签互动，达成对该地区或区域的直观印象和深入了解。例如，史诗中反复出现的Samar-kand(撒马尔罕)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历史上是中亚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重镇。在《玛纳斯》中，柯尔克孜勇士们的武器装备多在撒马尔罕打造。德译本中没有对撒马尔罕进行注释，读者无法了解这座古老城市的位置及重要性，文化、历史和地理知识缺位。译者可以在网站Google My Maps中为史诗中的地名添加标记，再将电子地图二维码或链接置入译本中，见图3。
数字副文本的优势是占空间小，信息量大，可以提供丰富的人文地理知识，全景化地展现地方性知识的原本样貌。其包容性让地方性知识的转化通过经济且直观的方式呈现，不仅使地方性知识的“真”得以保留，也能以“所见即所得”让读者快速领悟这些知识，做到“以善传真”。4.结语 民族典籍体现了我国少数民族独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蕴含丰富而多样的人文智慧，是典型的地方性知识。民族典籍翻译是地方性知识转化成世界性知识的一种再生产过程，有利于不同文化间交流互鉴，扩展人类的认知范围，完善人类的知识图谱。由于各民族之间历史渊源、生活环境、社会风俗、文化传统的不同，在语言转换过程中，地方性知识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甚至是较为严重的变形或缺失，译者应具有“以真求知”的意识，在地方性知识进入世界知识体系时尽可能避免同质化、削减、缺位和讹误等现象的发生。唯如此，才有助于民族典籍翻译对世界知识体系的贡献，并获得应有的一席之地。这对民族典籍的翻译传播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梁真惠，西安外国语大学领军学者，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民族大学中国“三大史诗”保护传承与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兼顾问、《玛纳斯》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兼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英译专业委员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入选艾瑞深校友会网（Cuaa.Net）发布的“2022中国高贡献学者”榜单。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3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等其他课题6项。出版学术专著、译著3部，参编著作、教材3部，发表论文近40篇。学术专著《<玛纳斯>翻译传播研究》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20）、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民族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等省部级成果奖。译著Legendary Stories about Xinjiang 入选“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
李熠莘，西安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与翻译研究。
